8月1日下午，备受关注的“宗庆后遗产案的启示”专题研讨会在京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北京传家律师事务所主办。法学界权威专家、律师及相关领域学者齐聚，围绕宗庆后遗产继承引发的争议，深入剖析遗产范围界定、遗嘱效力甄别、非婚生子女继承权、法定继承平等原则适用等核心问题，大家普遍希望，能为类似纠纷的妥善处理及相关法律实践完善提供思路。

法治框架下平衡多方利益

法律适用需兼顾复杂场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龙翼飞强调，民法典确立的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平等、自愿等七大原则是处理此类纠纷的基本准则，案件处理需兼顾国有资产权益、职工持股会权利、家庭成员财产权益等多方主体，同时重视涉港澳台财产的法律适用差异。

   “处理遗产纠纷需严格依法律，无明确规定时可适用不违背公序良俗的习惯。”他指出，股权、信托等权益的处理需结合公司法、信托法等特别法，如香港地区财产需遵循当地法律，体现了法律适用的复杂性与严谨性。

  龙翼飞还肯定了中华遗嘱库的作用。多年来，中华遗嘱库已为数十万的民众提供了优质服务，有效解决了他们的遗产处理问题。他认为中华遗嘱库为亿万民众处理生前及死后的财产与遗产问题树立了榜样，指导大家正确处理与财产权相关的资产，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同时，也帮助民众达成在财产处理上善良且合法的愿望，以及通过遗产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诉求。

  他深切期待，更多民众能认识、理解并使用中华遗嘱库的相关法律服务，从而减少家庭在财产处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及遗产处分纠纷，让中华遗嘱库在构建和谐家庭、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是解决继承争议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提出，解决继承争议需优先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确定遗产管理人，对包括海外信托、股权在内的所有遗产登记造册、清理，明确范围以防侵占；二是甄别遗嘱效力，自书遗嘱只需本人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即有效，代书遗嘱等则需两个以上见证人；三是按遗嘱或法定继承处理，遗嘱有效则依遗嘱继承，部分或全部无效则对应部分按法定继承，无有效遗嘱则全按法定继承。

  他特别强调，法定继承需遵循平等原则，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平等，均为第一顺位继承人，不能因身份差异区别对待。待遗产范围、遗嘱效力及继承方式明确后，当事人可自行处理或向法院起诉举证。

长期诉讼成本高昂

应推动纠纷和解以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通州区区长助理、国际信托与资产规划学会会员（TEP）林巍博士分析，如无第三方介入，此类案件可能旷日持久，诉讼费用高达10至30亿元，并且导致公司市值大幅缩水20%-50%，不仅导致诉讼双方的巨大损失，而且波及国有持股、员工持股等其他股东，甚至导致相关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社会损失惨重。 

   鉴于此类事件今后几年可能频繁发生，林巍呼吁财富传承专业人士应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专业服务主动推动企业家传承纠纷尽快和解。通州区正在建设以财富传承为特色、以不动产信托股权信托为突破点的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有能力汇聚行业内最顶尖的专业资源，协同合作促成该类案件的高效、低成本和解，并以此为契机发展防范继承纠纷的财富传承规划服务。

关注刑事风险和继承权公证是否存在瑕疵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遗嘱库项目办主任、中华遗嘱库创办人陈凯指出，该案曝光或因协商未果，且涉及刑事风险，需关注18亿美元资产出境是否符合金融管控规定，以及是否存在董事、高管竞业禁止违规等问题。他提到，杭州市公证处办理的继承权公证是否存在瑕疵、能否被撤销可能成为焦点，需区分继承权公证与遗嘱公证的法律程序和效力差异。

  陈凯强调，遗产管理人制度是处理该案的关键前置程序，无论是否有遗嘱，都需确定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法院可优先审理其指定问题，以避免遗产细节和家庭矛盾公开，减少对企业的负面影响。

  北京传家律师事务所张大龙律师分析了两份遗嘱的效力问题：2020年遗嘱若为自书遗嘱，无需见证人即可生效；若为需见证形式，则需审查见证人是否无利害关系。2024年遗嘱效力需考量立遗嘱人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性及公证程序是否存在瑕疵。

  他预判，该案最终可能以调解或和解方式解决，“这能避免漫长司法程序对家族企业的负面影响，保护隐私，维护宗氏家族核心利益与娃哈哈品牌价值。”他强调，传承不仅是财产分割，更关乎品牌和人心，任何环节失守都可能损害数十年积累的企业根基。

财富传承工具呈多元化趋势

需从经验型走向制度型

  北京市精诚公证处公证员王觉敏指出，涉遗产的公证遗嘱及继承公证书通常经严格调查核实，2024 年公证遗嘱按规定需全程录像，真实性较易保证，效力判定核心在于立遗嘱人行为能力与意思表示真实性。她认为，该案聚焦遗嘱与境外信托，反映出财富传承工具多元化趋势，大众需提升对遗嘱、信托、保险等工具的认知，从业者应避免工具偏见，注重多种工具交叉配合。

  中华遗嘱库法务部总经理刘鹏则认为，该案是中国财富传承从经验型走向制度型的标志性样本，暴露出缺乏中立协调方、家族与企业边界模糊、继承信息不完整三大痛点。他建议设立“目的受托人” 缓冲矛盾、建立家族与企业双轨隔离机制、搭建动态信息管理体系，“最好的传承是留下让家人守住亲情与家业的规则，而非单纯的财富。”

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传承机制

   香港律师陈冠远澄清了香港地区法律认知误区：资产注入合法信托后即脱离设立人个人财产，归属受托人管理，遗嘱无法对信托内资产分配，二者具有法律隔离性。他提到，香港临时禁制令不代表对产权的实质判定，案件可能耗时数年，还涉及公司合规、上市规则等复杂问题。

   新加坡律师钟庭辉介绍，新加坡非婚生子女凭出生证明可参与继承，遗嘱无需公证，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优先。当地家族办公室通过分离家族生意与受益人利益，减少纠纷对企业的冲击，或为财富传承提供借鉴。他建议复杂遗产案借鉴多元工具组合，平衡家庭利益与企业稳定。

   美国信托遗嘱律师王琳对比中美法律指出，两国均允许通过遗嘱、信托约定遗产分配，法定继承中婚生与非婚生子女权利平等，且均有“必留份”规定，保障18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生活需求。她认为，该案焦点在于遗嘱效力，若有效则按遗嘱继承，无效则进入法定继承。

   本次研讨会通过深入剖析宗庆后遗产案，凝聚了法律界对遗产继承与财富传承的共识，为完善相关法律实践、推动财富传承机制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助力在法治框架下平衡家庭利益、企业稳定与社会公平。